众人合抱为陈菊清洗澡，他们一边慢慢淋水，一边轻轻按摩。

年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64亿人，占总人口18.7%。预计“十四五”时期，这一数字将突破3亿，中国即将从轻度老龄化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老龄化的加剧，迫使老年群体的“需求”重新被重视，“上门助浴”便是其中之一。年，中国民政部发布《老年人助浴服务规范》（征求意见稿），随后几年，地方助浴标准相继出台，不少城市涌现提供“上门助浴”服务的养老企业。不过，受限于“上门助浴”对老人身体状况和居家条件的限制，这项服务在中国仍属小众。

躺在温热的水里，陈菊清的手脚依然弯曲僵硬，但神态却是放松的。68岁的大女儿朱和珍，也得到了短暂的放松和休憩。

陈菊清今年90岁，卧床11年。11年间，一直由朱和珍全职照护。这样的照护结构在中国很典型：卧病在床的老人多由他们的家人——也许是同样衰老的配偶，也许是正步入老年的儿女——在家中承担24小时的照料任务。

像陈菊清一样长年卧病在床的老人，在中国约有千万。对同样年迈的子女来说，替卧病在床的老人洗澡，是件风险不小的事情，随时可能面临老人滑倒、着凉或其他紧急医疗情况。上门助浴，填补了这一需求长年的空白，也为长年卧病在床的老人建立起了与外界的联系。

家住上海的朱和珍，近两年也开始聘请专门人员定期为母亲陈菊清洗澡。因为长年不与外界接触，与家人的交流变得机械和乏味，来自完全陌生世界的助浴师，成了老人与门外世界的唯一纽带。对朱和珍一家来说，上门助浴的意义不仅仅是保持洁净，也是一次共同的喘息。

朱和珍与客人在客厅的餐桌上交谈，陈菊清在屋内看电视。

细碎的慢活儿

2月28日下午1点多，上海的天气晴朗温暖。聂积彦和另外三名同事在约定时间，来到静安区朱和珍的家里。朱和珍一家居住在苏州河旁，所在小区是上海高楼城市景观的一部分。

停在小区楼下的金杯面包车外表干净整洁，纯白色车身上，上门助浴的绿色标识和联系电话十分显眼。车里装满了洗浴用具，一个折叠浴缸，一副四方管的升降铁架，一个被塞得满满的带底轮筒状编织袋，以及大大小小贴着不同标签的塑料储物箱。

朱和珍只用准备五条毛巾。三条小的，一条洗脸，一条包裹头发，一条清洗私处。两条大毛巾，一条在洗澡时当作毯子完全盖在老人身上，一条用来洗后擦干。

通常情况下，聂积彦公司的助浴团队由三人组成，一男一女两名助浴师和一名护士。即使比平时多了一个人，聂积彦四人想要一次把所有用具运上楼，还是费了不少工夫。当人和工具都涌进电梯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来到朱和珍家门前，四人换上了自带的塑料拖鞋，有时候则是套上一次性鞋套。朱和珍笑呵呵地迎他们进门。一行人和物再从门口涌进室内。

助浴团队将车停在陈菊清家单元门口，准备搬运洗浴工具上楼。

朱和珍和丈夫还有母亲三人住在这栋居民楼的高层，俯瞰是安静的苏州河，远眺是鳞次栉比的城市景观。房子是一个标准的两室一厅，非常紧凑。面积最大的是两间朝阳的卧室。陈菊清就住在带小阳台的那间，光线和空间对上门助浴来说都很理想。

聂积彦热络地大声跟陈菊清老人打招呼。他们已经服务这家一年多，一进门四人便按照往常的分工张罗起来。护士帮陈菊清量完血压后，俯身为她修剪指甲。聂积彦则拿出电动剃头刀，询问完朱和珍想留多长之后，在铺好垫子的枕头上为老人理发。

同一时间，在铺好的绿色防水布上，两名助浴师拼接好浴缸，将卫生间引出的进出水管接在浴缸底部，最后装好花洒，一个临时的浴缸便搭建了起来。

为卧床老人洗澡，是一件需要耐心的细活儿。按照公司规定，冬季水温要在38摄氏度至42摄氏度之间，夏季在36摄氏度至38摄氏度之间，还要根据老人喜好再做微调。他们用手反复测试水温，浴缸里漂浮着一个温度计。

浴缸正上方的升降架两侧杆子上，包着防磕泡沫塑胶套，一张黄色打孔塑胶垫支在架子上。一切准备就绪后，助浴师再将陈菊清抬至垫子上，再慢慢放入浴缸。在容易磕碰到头和肩膀的位置，裹着一个充气靠垫。

修剪好头发和指甲后，朱和珍给陈菊清喂了一点温水。众人用另一张黄色打孔塑胶垫将老人慢慢抬到浴缸里，准确地说，是浴缸上。两个黄色的垫子叠在一起后，助浴师慢慢摇动升降把手，陈菊清缓缓浸入水中。

覆盖在陈菊清身上的大毛巾，浸湿后像被子一样遮住她的身体。这既是为了给老人保温，也是为了保护隐私。护士用一个小水瓢反复将水浇在陈菊清身上，又不时拿起温度计查看水温。三名助浴师，分别擦洗老人身体的不同部位，需要翻身擦洗背部时，三人会一起合作。沐浴露、洗发水、洗面奶，一样都没落下。

老人翻身洗背时需要两个助浴师一起，陈菊清侧卧在助浴师手臂上。

清洗隐私部位时，聂积彦和同为女性的护士会相互帮手，一人掀起毛巾遮挡，一人负责清洗。男性助浴师则默默回避，挪向一侧继续为老人擦洗其他部位。这也是助浴团队通常需要一男一女两名助浴师的原因。

洗浴用具里有一个小小的计时器。上门助浴整个过程约两个小时。准备工作半小时左右，老人洗浴时间通常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之间，洗浴结束后的清理和消毒工作则需要40分钟左右。其间，如果老人血压等身体状况出现波动，洗浴时间会缩短至15分钟或者临时中止。

不过，通常情况下助浴都能顺利进行。助浴师们会不断询问老人感觉如何，和她聊天，跟她开玩笑。当聂积彦将沁过热水的毛巾轻轻敷在老人头上缓慢揉搓时，陈菊清微微地抿着嘴唇，神态松弛。聂积彦和同事们说，情绪高的时候，她还会大声唱歌。但这一次，也许有陌生人在，陈菊清一直默不作声，只是微笑着。

卧床老人也有向聂积彦他们真情流露的时候。聂积彦的同事金启峰告诉端传媒，因为长年不与外界接触，跟家人的交流也十分有限，老人对他们“比亲人还亲”。这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对于老人来说，只有助浴师是来自完全陌生的世界，在短短的半个小时里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她身上，跟她聊天、听她说话。

并非所有家庭都具备上门助浴的理想条件。但只要“能容纳长2米、宽0.8米的浴缸，有热水，老人身体情况稳定，没有皮肤病或重大疾病……”，不论老人居所远近、居住条件好坏，聂积彦、金启峰接到订单后都会前往提供助浴服务。

蒋慧琴坐在床的另一侧，笑着看他们为丈夫洗澡

91岁的老人江文才，就住在超出金启峰想象的房子里。江文才和女儿江承英以及两个外孙，住在杨浦区一处拆迁小区的居民楼里。9.8平方米的房间，没有窗户，只有一扇木门。因为一些私人原因，他们一直没有搬走。

通往二楼江承英家的木头楼梯已经歪斜，刚刚容得下一名成人把浴缸抱在胸前通过。由于小区多数住户已经搬离，二楼的楼道改造成了江承英家的厨房。房间最里靠墙的位置是一张护理床（与医院病床基本一样），江文才自四年前中风后一直躺在上面。床尾紧贴着一部彩色电视机。各种杂物贴墙摆了一圈，余下的空间勉强能容得下金启峰他们带来的浴缸和三名工作人员。担心热水不够，金启峰还带来了公司自备的大号电热水壶。江承英也把家里两个电磁炉全部拿来烧水。

江文才老人已经接受助浴服务一年多。金启峰说，自己刚开始一度受到震撼，他难以想象在国际大都市上海，竟然还有本地人生活在如此逼仄的环境里。但他们从来都是只看不说，洗澡的流程和态度也不会有丝毫变化。

家有卧床老人

今年60岁的蒋慧琴总是步履匆匆。不论是去菜市场还是去公交站送外孙女上学，甚医院，这个个头矮小、有些微胖的上海阿姨，都不愿意在路上花太多时间。15分钟之内最好，30分钟就已经太长了。

在上海金山区的房子里，家住一楼的蒋慧琴即便是在门口与邻居攀谈，也总是开着最外侧的实木大门，只将带纱窗的第二道铁门掩着。

蒋慧琴非常害怕给别人添麻烦，加上爱笑的爽朗性格，只有相熟的邻居才知道，她这样急匆匆是因为要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林彬。

助浴师聂积彦在洗澡前给刚刚剃过头的林彬修剪指甲。

林彬今年68岁，57岁做完脑中风手术后瘫痪在床，只有手臂能小幅活动，口齿也不再清晰。“就这样服侍了他11年啰。”蒋慧琴用了“服侍”这个词，她心甘情愿，并且打算一直“服侍”到自己干不动为止。“到时就带着他去住养老院。”

蒋慧琴一家以前住在一个老旧小区里。因为没有电梯，住在五楼的蒋慧琴，除了看病买菜，很少下楼。五年前，蒋慧琴卖掉老房子，带着林彬和外孙女搬到了金山区。

3个人住在一间34平方米的三进式房子里。从正门进入先是细长的厨房，再过一扇门是一个大房间，既做卧室也做客厅。门的一侧是卫生间，与厨房并排。花洒在细狭的卫生间尽头。再往里是一扇玻璃门，门里空间较外边稍小，放着一张小床、冰箱、成人纸尿裤等等，看上去更像是储物间。

10年里，林彬没能正式洗过一次澡。瘫痪在床的林斌，体重和身高都超出蒋慧琴一大截。为了尽量让林彬保持清洁，蒋慧琴只能用毛巾给他擦身，频繁打扫家里卫生。她不知道有专门提供上门洗澡的服务，也不知道上海市政府已经推出4年的“长护险”（即长期护理险，根据老人护理等级提供居家养老服务，费用由政府和家庭共担）。

当蒋慧琴最终拨通“上门助浴”公司的电话之后，仍在担心自己家会不会因为太远被拒绝。金山区靠近大海，相比于上海市区，距离毗邻的浙江省嘉兴市更近。但电话响应得非常积极，很快有人上门联系。3月初那一次助浴，是林彬第三次洗澡。

三四百元一次的上门助浴，对仅靠退休金生活的蒋慧琴和林彬来说并不便宜。“说‘不紧的’不可能，但我们两个人（退休金）加起来，看起来还可以。我们花销不大，我不想靠什么，我靠自己。”蒋慧琴把给林彬洗澡看作是必要支出。“我十几年没（给他）洗澡，你说擦擦擦怎么行，毕竟擦身跟洗澡两样的。我真的老开心老开心了。”

因为洗澡没时间准备午餐，蒋慧琴下楼去买，笑遇邻居。

林彬突发脑溢血之前，蒋慧琴已经打了七年工，原来的工厂效益不好，她提前办理退休后，在上海一个地铁站做清洁工。十余年的全职照护，让蒋慧琴十分怀念以前的打工生活，“现在好像只要出门就开心，因为他这个病，我真的没办法出去”。

成为全职照护者之前，她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陈菊清年突发脑梗卧床之前，已经退休的朱和珍被单位返聘了3年，她一直是一名职业女性。而江承英在接连成为多个家人的照护者之前，也会在上海打打零工。

虽然日常照护已经占据了她们全部的日常生活，但照护的疲惫，远比不上对老人生病或者自己病倒的担忧。

回想起林彬上一次生病，蒋慧琴仍然心有余悸。两年前的一天深夜，林彬因为胰腺炎被紧急送医。做完手术被推进ICU病房后，医生递给蒋慧琴一张病危通知单。“我吓死了，我怕死了，医院里哭死了。”但蒋慧琴还是打起精神，一个人去为丈夫置办了葬礼所需的衣服和照片。这些物品至今仍收在大衣柜里。“哝，还在那上面，”讲述完那段经历，蒋慧琴轻仰了下下巴指了指。

朱和珍和江承英都有各自的家庭支持网络。朱和珍有三个妹妹，江承英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每隔段时间，他们会来看望父母。除了陪伴和聊天，老人生病时，家中其他人也会出面一起分担。相比之下，蒋慧琴和林彬只能靠自己。唯一的女儿不能指望，其他亲人要么相距甚远，要么已经年老体弱自顾不暇。

过去5年，蒋慧琴一直睡在沙发床上。“那没办法呀，只好我们两个人自己体谅自己。”生了病实在难受，她会告诉林彬让自己躺一下。没力气做饭，蒋慧琴也会去附近饭馆买好的饭菜回来，不随便将就。“毕竟40年夫妻了，什么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了，说抛掉就抛掉嘛？不行的。你推给社会（对）社会也是个负担，对吧？我自己承受就承受，我让他到百年走，那是我已经尽到了（责任）。”

极度匮乏的政府和社会支持，放大了三个家庭的差异，成为影响他们生存际遇的最大变量。

洗浴过后的下午，朱和珍喂母亲陈菊清吃水果和点心。

三位卧床老人中，只有陈菊清有自己独居的房间和24小时保姆，房间里还有一个小阳台，从早上到下午的很长时间里都有充足的光照。外人很容易看出来那是属于陈菊清的房间。一张护理床在正中间，两旁各有一个沙发。床头边放着寿星玩偶，床角下方是被装裱起来的“寿”字绣品。一台电视机挂在床对面的墙上，电视旁的橱柜上放着属于陈菊清的小物件，比如一枚年的演出纪念牌。她以前热爱唱歌跳舞。轮椅就放在阳台上。正午左右洗完澡，陈菊清会被抱到轮椅上，朱和珍替她调整好坐姿和位置，把电视调到她喜欢的节目，喂她吃一份小点心。

而这一切，成为陈菊清老人的日常并没有很久。“如果房子不动迁，我们买不起（这里的）房子的，还是得完全自己照顾。”朱和珍说。居住环境的改善源于老房拆迁。年以前，朱和珍和丈夫以及父母四个人挤在一个40平方米、一共两间房的老房子里。年父亲去世后，朱和珍才开始请钟点工帮忙分担照顾母亲的工作。

居住条件最差的江文才，其实是三位中退休工资最高的。江文才是一名退伍抗战老兵，退休后的养老和医疗保险待遇远高于普通本地老人。也因此，江承英说，自己非常舍得在食物和营养上花钱，会买时兴的菜式和营养品给江文才。但因为个人纠纷，他们仍蜗居在9.8平方米的空间里。

对蒋慧琴和林彬来说，聂积彦他们来家里帮老人洗澡时是家里最热闹的时候，也是蒋慧琴能跟人多聊聊天的时候，“看到他们在这洗，我又开心死了。”这是她与外面世界的联系。对于长年卧床，只能看电视的林彬而言，更是如此。

房内空间只够三个人同时操作，此时江文才的女儿江承英正在屋外为父亲洗澡烧足热水。

帮人洗澡的他们

来上海打工前，聂积彦并不知道有上门洗澡这类工作，也没想过自己会干照顾老人的活，她觉得这活又慢又脏。但儿子上大学后开销不小，她没什么文化，要找一份比助浴师更“体面”的活儿并不容易。

靠着为老人上门洗澡，聂积彦这样来自外省农村的中年人，在城市中谋得一份尚算稳定的工作。不算丰厚的收入，扣除部分自用后，都寄回老家给仍在念书的子女和同样年迈的父母。

刚做助浴师时，聂积彦有过一段艰难的适应过程。一次，一位80岁老人入水后突然大便失禁，家属虽然表示抱歉，但清理工作还得靠聂积彦他们。老人不能在已经被污染的浴缸内躺卧太久，他们用手直接清理干净，再换水重洗。

如今，43岁的聂积彦已经做了两年助浴师，手掌到手腕的位置已微微发红，那是常常浸泡在水里的位置。初入行时的负面态度有了很大改变，这份工作让她感到自己被需要，也暗下决心未来自己养老“要攒钱，不能靠子女”。

帮老人洗澡时，金启峰很难不联想到自己的父母。金启峰的父亲今年77岁，母亲75岁。他从未帮他们洗过澡。当然，父母现在身体康健，可以自我护理。

年，43岁的金启峰第一次离开老家松原来到上海打工。松原市隶属吉林省，在省会长春市以北。此前，他从未想过背井离乡。但慢慢他发现“在松原只有死路一条”，因为挣钱机会太少。金启峰开出租车每个月收入多元，妻子在当地米厂工作，每个月多元。不见增长的收入，渐渐难以支撑日益见涨的家庭开支。

金启峰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今年刚毕业，像很多毕业生一样，也加入了考研大军。这意味着她不能马上工作赚钱养活自己。二女儿今年即将高考，进入高三之后，补课费猛涨。年元旦以后，他和二女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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