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迎丰

那一天，也即15年前的今天（8月28日），我作为国家质检总局的新闻官员（新闻发言人）在“第三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启动论坛”上发言，阐释中国的产品质量与责任；

那一月，是我国”质量月”（9月，第29个年头的全国“质量月”）的前夕。中国政府致力于提高产品质量水平，提高全民质量安全意识，营造“人人重视质量，人人创造质量，人人享受质量”的社会氛围；

那一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六年（年）。美国祭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纠集它的“僚机”，瞄准“中国制造”，向中国扑来。其心险恶，其旨甚远，聒噪一时，黑云压城。中国质检人在各部门和各界人士的支持下，挺身而出，有理、有利、有节，为质量而战，保卫“中国制造”；

那一瞬，中国质检人展现了中国对质量负责任大国的形象，那种对中国和世界广大消费者安全消费的承诺与情怀、对社会和谐发展与进步的责任与担当、对维护人民和国家尊严的忠诚与无畏——凝成永恒！

中国质检人——一段的守护与奋斗，一生的无悔与回首

李迎丰年8月28日

写在前面的话：美国对“中国制造”的打压由来已久。记得年上半年，由美国挑头，纠集他的那些“十次干塘,九次在场”的“伙伴”，以个别产品质量问题为由，祭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掀起打压“中国制造”、全面抹黑“中国制造”的狂潮。而实质上，这背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远远不只是贸易保护。那一年，中国质检人在包括外交外贸和广大的新闻媒体在内的各部门的支持合作下，打了一场有理性有力度有影响的“中国制造”保卫战，捍卫了国家的利益与尊严。笔者（时任原国家质检总局新闻办公室主任）作为那场保卫战的见证者和参与者，通过分享给大家一次主题论坛我的主旨发言，将当时的情形背景再现给大家，希冀有利于今天的我们“知己知彼”。

我想引用一个世纪以前意大利历史学家、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在他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一书中的一句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当然这绝不是指的简单重复、再现，缺乏历史发展观，而是强调这句名言的前提：历史是精神活动，而精神活动永远是当前的，决不是死去了的过去。我认为70多年前（即年），朱光潜先生（中国现当代著名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在他的《克罗齐的历史学》一文中对克罗齐的这一命题名言的阐发很明确：“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现实的思索，打动现实的兴趣，和现实的心灵生活打成一片。过去史在我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才获得它的历史性。所以一切历史都必是现时史……着重历史的现时性，其实就是着重历史与生活的联贯”。也因此，“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才有意义，也更相互映照了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在他的《暴风雨》一剧中的那句名言：“凡是过往（去），皆为序章”！

李迎丰年

为质量而战——中国的产品质量与责任

李迎丰

本文为笔者于年8月28日在出席“第三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启动论坛”的主旨发言。原载《经济参考报》8月29日、《中国新闻周刊》9月7日，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经济网、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网易网、和讯网、中国日报网、中国网、凤凰网、中国质量新闻网等网登载本文。

中新社《中国新闻周刊》举办这个论坛非常好。就此机会，我想和大家做个交流。

对于中国产品质量的整体判断,我想用两句话概括：

第一句话是：中国的产品质量总体水平稳步提高。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国原材料和装备类产品质量大幅度提升，有色金属和石化行业主要产品的技术标准和实物质量已与国际水平接轨；二是消费类产品质量和档次大幅度提高，家用电器等产品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按照前不久我国政府发布的关于《中国的食品质量安全状况》白皮书显示，我国食品总体合格率稳步提升；三是高新技术产品性能明显提高。尽管这是中国起步较晚的产业，但是发展很快。

第二句话是：相信"中国制造"。"中国制造"需要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也离不开"中国制造"。我举这么几个例子和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欧盟的一位官员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世界离开中国制造的玩具，那么世界儿童就会缺少很多欢乐。因为现在中国制造的玩具占全球的70%以上甚至在欧美市场达到80%。还有联合国从事采购方面的一位负责人安吉蒙说：联合国每年在中国都要采购中国制造的产品，光去年就采购了近一个亿，九千多万，他没有听说过对中国制造的产品抱怨和投诉。另外我想借用我国商务部负责人前不久在国新办开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引用的一个数据，就是过去十年光是中国制造输美的产品，就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六千多亿美元。到年中美经贸合作可使美国GDP增长提高0.7个百分点，物价水平下降0.8个百分点，每个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美元。另外，美国高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说：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超过美国，这是现今时代第一次。还有一个数据，今年上半年我们中国出口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7.6%，这还是在中国整体实施减少顺差外贸战略的情况下取得的。其中对美国出口增长了17.8%，对日本出口增长了11.3%，对欧盟增长了30.2%，对东盟国家增长了32.8%。中国的产品行销全球，现在在世界上有两百多类中国产品销售量位居第一。去年全球的家用空调销售量是1亿台，格力、美的和海尔这三个品牌就占了将近万台，将近占了一半。而中国的电风扇占全球销售量的70%，电热水壶占55%，国际贸易货运集装箱占70%，全球港口集装箱的起重机占40%，纺织品、服装更是以价廉物美赢得全球消费者的青睐。俗话说“金奖银奖不如消费者的夸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市场中，各国的消费者在拥有“用脚投票”的商品选择自主权的情况下，他们投了“中国制造”一票。

那么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中国产品之所以销售量这么大，那是因为你有价格优势，而不是以质量优势取胜？我的一个观点：首先我们应该知道这么一个常识，刚才我讲的这些国家，也就是中国输出产品的国家很多是发达国家，而且这一次祭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旗的也主要是这些国家。这些发达国家按照马斯诺的“需求层次论”来解释，对于没有为温饱问题而困扰的消费者群体而言，享受产品的优质、舒适和安全，应该说是他们主要的甚至是首要的选择。而这种消费倾向、消费偏好、消费习惯和观念又会决定这些国家的进出口产品质量安全检验取向和标准。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产品检验质量把关机制是要根据他们国家主要消费群体这种需求来确定的，而且这些国家的产品检验、质量把关机制一直是相对严格和完善的，并非最近才如梦初醒，才启动，才严格起来的。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中国制造的出口产品在质量方面没有大的风波，今年突然如此集中，像打群架一样，山雨骤来？这不蹊跷吗？说到这里我想再举一个数据。多年来中国出口食品合格率一直保持在99%以上。年、年中国输出到美国的食品合格率分别是99%和99.2%，而美国输到中国的食品年、年分别是98.85%和99.09%，都比中国低。年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输出到欧盟的食品合格率分别达到99.9%和99.8%，不合格率是0.1%、0.2%。今年上半年从日本进口到中国的食品合格率是98.9%，欧盟进口到中国的食品合格率是98.8%，比中国低。我再引用日本的一个数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年7月20日公布的年对所有国家进口到日本的食品监控统计报告显示，日本对中国食品的抽检率最高，达到15.7%，但是数据显示中国输日食品的抽检合格率是所有输日食品中最高的，是第一位的，达到了99.42%，欧盟输日的食品合格率99.38%，第三是美国，输日的食品合格率是98.69%。窥一斑而知全豹。这个来自第三方的数据，应该很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

我赞同这样一个判断：就是这个“山雨骤来”的后面有贸易保护主义（甚至更多）。这不独是我们做出这种判断，也不仅是其他国家依据这“昭然若揭”的行径作出的判断。据8月10日《国际先驱导报》报道：最近美国位经济学家联名向美国国会写信，认为美国国会弥漫着保护主义情绪，特别是在对待中国问题上。这些经济学家有4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有3位以前是美国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还有很多是前国会议员，他们在许多经济问题上都存有分歧，争论不休，但是在这次向国会联名写信上意见立场高度一致，只有3位在措辞上有异议，其他都是高度统一。他们认为对自由贸易设置壁垒从长期来说会破坏繁荣，并且损害所有人的利益。

对这一次质量安全方面的有关报道实际上大致可分三类情况，对这三类情况要区分对待。

第一类情况。在“中国制造”出口产品以其高品质、低价格的优势——即优良性价比畅销全球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确实存在着部分产品的质量问题。这点我们不否认，不回避。这包括质量控制、质量监管上存在着薄弱环节，也有少数不法企业唯利是图，制假售假，损害“中国制造”的形象。中国政府要不断地加大质量的监管和打击不法犯罪分子的力度，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一类情况。

第二类情况。还有部分产品质量本身不存在问题，只是进口国与生产国所执行的标准不同，在对产品的质量界定上存在差异。对这种情况我们想应该加强国际的合作交流、沟通，也加强我们标准的制修订，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类情况。就是产品质量合格，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某些检测机构检测的数据不准确，导致了有关方面判断中国产品不合格。这种情况我们要加强沟通予以解决。

至于部分境外媒体对中国产品进行了不实的报道，夸大其词，以偏概全，甚至部分国家推波助澜，并以此为借口构筑以标准质量为重点的贸易技术壁垒，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极其不妥。

中华民族是一个强调自省的民族。我们不回避自身存在的问题。中国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对中国产品质量出现的问题是认真对待的，高度重视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对存在的产品质量和安全问题我们会以%的努力认真解决。而且我国政府在对于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问题上并不是像有些媒体说的国外有退货、召回行动才重视，而是一以贯之，历来重视这个问题的。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就在全国企业中开展了群众广泛参与的全面质量管理活动。年国务院正式颁布了《质量振兴纲要》，制定出国家质量提高与发展的“九五”计划和年远景目标。在年9月的时候，为了更进一步加大对产品质量的监管力度，我国颁发并且实行了新的《产品质量法》，加大了产品质量监管的力度，加大了对制假售假这些不法分子惩戒的力度，进一步增加了质量严格监管的措施。还有，我们通过建立并且严格实施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溯源、召回制度等，加大国家监督抽查力度，建立健全产品认证体系、责任追究体系，加大立法、执法力度，推行产品质量安全区域监管责任制等，目的就是加大对产品质量，对食品安全的监管，让广大的中国消费者乃至世界消费者享用到质优安全的中国产品。

近一个月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中国政府六大举措就足以说明中国政府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决心：第一项是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二项是国务院召开全国质量工作会议，温家宝总理出席会议并做重要讲话；第三项是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产品质量企业是第一责任人，地方政府负总责；第四项就是成立了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为组长的国务院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16个部门作为小组成员，协调重大行动和统一部署，全面推动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工作；第五项就是中国政府向世界发布了《中国的食品质量安全状况》白皮书，全面介绍中国食品监管以及它的体制，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国际交流等；第六项是国务院召开全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全面部署专项整治工作。

另外我说一下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也是今天论坛的主题之一。20世纪初，社会责任思潮刚开始兴起。而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在世界(特别是欧美国家)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时兴SA认证，这是全球首个道德规范国际标准。从用工制度、环保、资源节约、工资福利、劳动强度、劳动条件等方面来衡量组织，这个组织包括企业和公共部门在内，就是认为组织应该遵守社会、经济、环境等约束，实施合乎道德的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个标准对我国东南沿海，特别是珠三角的一些企业造成了压力，有不少企业的出口订单大幅度减少，受了影响。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希望我们的企业一定要以此为目标要求，努力达到。我想这也是论坛主办方这么几年来一直倡导的目的。我希望中国的企业一定要注重社会责任，早准备早主动。因为一则企业出口已经有压力了，二则我国政府或相关组织肯定会很快制定与之相应或相近的相关标准。而这既有利于缩小社会差距，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及购买力，扩大内需；又有利于形成良性的以人为本的文化氛围，改善劳资关系，利于构建和谐企业、和谐社会；同时也有利于使企业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走技术改造、质量效益型集约化的道路。

具体联系到目前的“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安全，我认为应该区别两类企业。

第一类。对于那些被指责有质量问题的中国品牌企业，我个人认为不能直接说是由于缺乏社会责任感的问题。因为这里的质量问题更多的是标准的差异带来的，或者是达不到质量的“零缺陷”，这还不像经济学上常举例企业赢利与环保的问题，企业如果不注重环保、排污，从经济学上来讲存在着外部效应，就是外部不经济，也即外部负效应问题。他自己盈利，让社会或者让他人承担环境恶化、污染治理的成本，企业(全球的企业)有减少社会成本的利益最大化之冲动。而一个品牌大企业，往往视质量和品牌为企业的生命力，如果产品质量一旦有问题，即使再大的企业，再好的品牌也会毁于一旦，而且很难再生。这就不是外部不经济的问题，而是“内部不经济”的问题了。这种巨大的风险成本是每一位稍具理性的企业家应该考虑到的，我想也会考虑的。因此这类企业没有不重视质量，更没有要刻意降低质量安全水平的内在的冲动。这是第一类企业。

第二类。对于那些部分生产不合格产品的小企业、小作坊，特别是刻意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法分子，就有严重的诚信问题甚至良心泯灭的社会责任问题，这是道德的问题。这一类企业因为没有什么大的利益成本可失去，特别是他们没有自己固定的产品品牌，这种产品品牌所带来的无形资产都没有，因此造假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这种获利冲动驱使他们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严重损害“中国制造”的形象。打击这类假冒伪劣，包括整治小企业、小作坊，最根本的方面就是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因为造假是典型的经济行为，要制止他们也得以经济手段，也得提高他们的成本。

美国一个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贝克说造假有三大成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用生产假冒伪劣的时间去从事其他正当的行业所带来的收益，是他造假的机会成本）和处罚成本（他有可能被抓住，罚款，罚没物资，甚至坐牢）。针对这三大成本，我认为：首先应该采取打与防相结合来加大造假的直接成本。这个防一个是加强我们防伪力度，甚至包括提高我们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的成本，使造假者的盈利空间、牟利空间变小，相应地加大了造假者的直接成本。再就是加强道德法制教育，构筑思想防线。第二就是打与扶相结合，堵与疏相结合，来增加造假者的机会成本。对于一些不合卫生条件、技术条件、质量标准要求的小作坊、小企业我们扶持他们，帮助他们按照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标准生产，对那些一般性的造假人员我们规范他们，按照我们的要求来生产，既然他们能够在国家的法律法规许可的条件下生产致富，他们没有必要去冒造假被抓、判刑的风险。第三就是打与罚相结合，就是加大处罚力度，以增加造假的处罚成本。从立法、执法的角度加大对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者的惩戒力度，多管齐下，加大对小企业、小作坊的整治力度。对合格的企业进一步规范，提高。对不合格的企业加强整改，对刻意造假的企业(包括整改不好的企业)坚决依法取缔处理。

我国目前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大约有45万家，其中10人以下小企业、小作坊占了78.8%，大约是35万家，这些小企业、小作坊在方便群众特别是农民消费者生活，满足农村消费群体需要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些小企业、小作坊又是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易发之处。我刚才提到年我们全国的联合打假行动，加大了对假冒伪劣产品行为的打击力度。年国家质检总局开展的“食品安全整治年”工作中，重点整治了小企业、小作坊。今年8月23日国务院召开的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电视电话会议，布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四个月的专项整治工作，仍然把对小企业、小作坊的规范整治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今天来了很多媒体记者。我首先在此对各新闻媒体机构和记者朋友多年来在促进“中国制造”的质量提升、全民的质量意识的强化、产品质量和消费安全的舆论监督方面所做出的辛勤努力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谢意。这里我还想谈一下媒体的作用——在打造优秀的“中国制造”所需要的四个维度方面：第一，企业是产品质量安全的主体，要用良知和匠心履行主体责任，提供优质安全的产品；第二，政府要在营造法制化、有序化的市场竞争和消费环境等方面着力，把好产品质量、市场流通监管关；第三，消费者通过用脚投票，用理性消费的需求来引导供给；第四，我们社会新闻舆论监督，则在解决产品信息不对称和扬善惩恶方面发挥作用。通过我们建立企业的信用信息披露传递制度，建立对企业信用形象的评估和监督机制以及对整个“中国制造”生产、流通过程的信息传递与监督来发挥我们新闻媒体的作用。这样有利于解决因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坏车驱逐好车”、“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逆淘汰问题，净化“中国制造”的市场。我真诚希望新闻媒体在对产品的质量安全信息方面进行披露，让广大消费者获得对称的信息，对造假者坚决予以曝光，也欢迎新闻媒体对政府的监管工作给予监督和帮助。同时希望媒体一定要理直气壮、大胆地宣传优秀的“中国制造”，充分展示“中国制造”良好的整体形象。

总之，对于部分出口中国产品出现的质量问题，我们希望与各国平和地、友好地、客观地、科学地进行沟通，进行交流，妥善解决，共同致力于为全世界消费者提供好的安全的产品。我也希望我们大家共同来托举、打造和提升“中国制造”。对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以少部分产品质量问题来夸大进而否定“中国制造”，并且借此要做更大的文章的企图与做法，我们的态度一个是反对，再一个我们不怕！我想引用辛弃疾的一句词：“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谢谢大家！

李迎丰

年8月28日